一则，党的政治理想孕育了党内法规的价值内核。
在评价地方政府的应急绩效时，如果能够在考虑突发事件应对本身的得失成败之外，同时将这段时间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一并纳入综合考量，能够促使官员在选择应急策略时更加注重成本和收益、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均衡，从而减少应急过程中对其他社会利益和个人权益的不必要牺牲，并抑制其采取极端化应急措施的冲动。[28]战时话语向全社会所传达出来的极其强烈的危机感、紧迫感，可以最大限度地催化这种观念。
要使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公共危机治理的效能，就必须寻找这一问题的解决路径。[51]宾凯：《系统论观察下的紧急权：例行化与决断》，载《法学家》2021年第4期，第15页。[30]因为，动员本来就是有别于法律系统的政治机制，应急动员的目的就是在法律机制不足以应对公共危机时进一步扩展国家能力。正如上文所言，在突发事件应对中对官员的快速问责有利于回应舆论以部分修复受损的政治合法性，并对其他官员形成鞭策，加大压力传导。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发出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成立治淮委员会，统一领导治淮工作。
[20]宾凯：《重大突发事件的系统治理与法治》，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第40页。应急动员是在公共危机情境下，为了尽快避免或减轻危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从政治、组织和思想上发动政府和社会参与应急管理，以实现公共危机应对能力的快速扩展。作出这一修改，有利于在全社会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党始终把宪法作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最典型的事例是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要在宪法精神的指导下，适应扩大人民民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2018年宪法修正案把科学发展观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入宪，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创新发展，实现了国家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三是一切规范性文件都必须符合宪法精神和宪法规定，接受合宪性审查，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一切违反宪法精神和宪法规定的规范性文件要依法撤销和纠正。
所谓纲领，一般是指国家、政党、团体为说明其政治目标、政治理念或对重大政治问题表明其立场和态度而发表的文件，通常冠以宣言宪章纲领纲要之名。每一次修宪、每一条修正案都是对宪法本身的适时完善，更是对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及时有效的制度供给，增强宪法对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的引领、规范和保障能力。
总体来看，新时代的首次修宪不仅从实质上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规律新经验新成果，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领域发展注入了动能，而且从体系上夯实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制度基石，迈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坚实步伐。第三，中国共产党坚持依宪执政、依宪治国，生动体现了人民至上、执政为民的根本立场和伟大情怀，体现了中国宪法鲜明的价值目标与意义源泉。党中央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敬畏宪法法律，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的能力，自觉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领全社会形成宪法至上、守法光荣的良好氛围。我们要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法治道路，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统筹推进依法治国、依规治党、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继续根据新形势新需要完善宪法制度，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更加有力的宪法保障。
宪法和党章是我们党行使领导权和执政权的最高依据和根本准则，保持宪法和党章在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上的一致性，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必然要求。(三) 宪法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法律依据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我国宪法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确认和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使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法理。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原则，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我国宪法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而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之一就是以共同富裕为显著特征的社会公平正义。
要全面深化法治领域改革，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推动法治政府建设率先突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宪法始终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新发展理念，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发挥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作用。
在诸多更高要求当中，适应新形势修改完善宪法，与时俱进地为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提供高质量制度供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和优势所在，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宪法的轨道上艰苦奋斗、创造奇迹的必然要求。三是现行宪法坚持守正创新、与时俱进。
洋务运动失败后，改良派试图在不改变封建统治的前提下，按照西方政治法律理论对我国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改良，实行君主立宪制，结果遭到了失败。我国宪法同党和人民进行的艰苦奋斗和创造的辉煌成就紧密相连，同党和人民开辟的前进道路和积累的宝贵经验紧密相连。《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一条第二款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后增写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二是统一于宪法和党章的内在衔接。第二，把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其他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修改为农村中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生产、供销、信用、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取消了人民公社等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肯定农村中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在宪法上的法律地位。首先，必须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切实保障公民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
正文的修改主要包括：第一，将国营经济修改为国有经济，一方面明确了所有制关系，另一方面体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改革精神。1982年修宪时，在《宪法》序言中明确宣布国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取消了《宪法》正文中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规定。
我国宪法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的法律地位。其中，第一章总纲第二条规定：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我国宪法是治国理政的总章程，必须体现党和人民事业的历史进步，必须随着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发展。(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
党通过行使宪法规定的领导权和执政权而实现对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审判权、检察权等的全面领导，从而在宪法实践中实现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和党自身依法执政的有机统一。第四，宪法与党的使命、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坚持依宪执政、依宪治国，制定和实施宪法，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必然要求。宪法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法律依据。二是各级党政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应当率先垂范，将恪守宪法作为根本活动准则，为全社会树立维护宪法权威的榜样。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习近平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
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第三，对国家主席任期作出新的规定。
完善党领导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制度。回顾百年来我们党从革命根据地、解放区等局部地区执政到全国范围执政所进行的依宪执政、依宪治国的探索实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依宪执政、依宪治国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可以凝练出这样一些经验和论断：第一，党依宪执政、依宪治国的非凡探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华章的重要构成，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政治承诺的根本法理表达与制度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成就的一个缩影。
党的十九大提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一)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依据 在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时候，毛泽东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据此，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一章《总纲》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中增加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
这部宪法实事求是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在继承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原则的基础上，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新要求，确立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路线方针政策，把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定为国家的根本任务，就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一系列规定，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宪法保障，夯实了党在新时期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宪制基石。习近平强调指出：全党全国要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提高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法治化水平
西方国家司法管理变革的方向，是从人员、案件、成本等方面加强对司法事务的管理，强化对司法人员的约束，推动司法领域从弱管理到强管理的变化。三是专门法院检察院设置过多容易导致司法权碎片化。
《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国家法律明确规定了院长（副院长）、检察长（副检察长）的行政管理职责，这两种权力的行使具有行政化特点。二是新设司法机构的运行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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